“神经末梢”见真招 看浙江如何以党建引领重塑网格治理

　　三年疫情，浙江的防控措施一直广为称道。这场持久战中，精密智控可谓“硬核武器”，小小一“码”，背后尽为大数据。背后的背后，浙江还有支庞大的基层网格队伍：8.5万多个网格，细化成45万个微网格，形成“村社-网格-微网格”三级治理架构，上联中心，下插到户，群众有需求，网格有响应，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这只是浙江在乡村治理中实行网格化治理的一个具体场景。网格作为一种组织形态，究其根本，核心之义在于深层次变革：近年来，面对新形势和新变化，浙江通过党建引领网格建设，大力推进组织重塑、功能重塑和机制重塑，通过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不断夯实乡村治理底座、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注入了新内涵。

　　进入疫情防控新阶段，通过网格包联制度，浙江迅速建立万支村社暖心配送服务小分队，共联系走访群众595万人次，收集群众困难诉求216.7万个，为群众送医送药159.6万次、配餐送餐38.1万次、代购代办34.7万次、关爱照顾67.5万次。去年，全省网格上报各类事项超过1210.1万起，办结率达91.2%，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显著提升。

　　走进绍兴市柯桥区漓渚镇九板桥村，未见村民，先闻花香。这里是远近闻名的兰花村，老百姓以花致富，很多人靠此盖房买车，过上幸福生活。但最近三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生意起起落落，有些农户还一度陷入困境。

　　花农有困难，网格来帮忙。

　　鲁耀芳是“千亩兰苑”的网格长，近两年上下统筹，向上对接资源，向下传导信息，一手主动和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联姻”，落地兰花产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另一手将好品种、好技术等加速推向花农，有啥推介会、展销会，第一时间进行市场对接。去年，九板桥村兰花销售额逆势增长15%。

　　在柯桥，共有1392个网格、7471个微网格，构建起上下贯通的组织体系。放眼全省，对于行政村，浙江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元划分网格，城乡社区则按小区为单元予以划分，在3000户以上且人户分离占比高、治理难度大的融合型大社区大单元，按200至300户标准划细划小网格。与此同时，传统农业村，与土地已流转、已社区化、人员相对集聚的村，在划分网格时同样有所区别。

　　“一网覆盖”从统的层面看，调整优化后，形成党建统领、平战一体、集成协同，避免了过去多种网格并存、概念不一等情况，明确职能，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从分的层面讲，网格建设与治理需求更契合，充分考量了管理宽度、复杂程度、社会形态等因素，细化治理颗粒度，并健全落实网格事项准入制度，明确了职责范围之内的事项，避免了推诿扯皮等现象。

　　“多网合一”配套“一网统管”，为地方落实提供了科学遵循。摊开宁波市江北区的一张“特制地图”，每个乡镇、每个村社，无论地形如何，均为一个小格子。据介绍，农村以村民小组为单元划分网格，社区每300到500户为一网格，每50到80户为一微网格，商务楼宇、各类园区、商圈市场等则为专属网格，网格划精、网眼织密，所有网格全部组建党组织，3300余名机关干部下派微网格担任“网格指导员”。

　　一些基层人员谈到，过去网格划得太大，导致精细化不足、服务跟不上，现在将党的组织体系与网格化治理相匹配，一则可有效促使末端组织体系更完善、更畅通，再小的网格、再细的单元，都能找到责任主体，二来也让人力、物力、财力等集聚下沉，确保有人办事、有钱做事、有地方谈事。

　　网格力量怎么抓实？浙江首先选好人：按照“1+3+N”模式予以配备，即1名网格长，由村社干部担任，“3”由1名专职网格员、1名兼职网格员与1名由包联干部担任的网格指导员构成，“N”即网格内其他力量，一体抓好“专兼联”治理团队建设。整体网格力量，全省达到84.5万人。

　　其次，赋好能。浙江将党组织建在网格上，建立重点人员、重点场所、重点事项“三张清单”，包网入户、包楼联户、包组到户，并且建章立制明确源头信息采集、矛盾前端化解、应急快响处置等职责，确保平时靠得住、战时打得赢。如此制度设计，日常运行等自然有了保障。

　　专职更专，而另一支队伍兼职网格员，也不再“游兵散将”，力量得到有效协同。光看其成员构成：要么是专业执法力量、“两代表一委员”、退役军人、返乡大学生等，要么是群众威望高、居住时间长、熟悉情况的党员或村民骨干，尽为行业专才、致富能人、乡贤村望，自是非同一般。他们的加盟，堪称如虎添翼。

　　“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一面旗帜。如今在发源地诸暨市枫桥镇，老经验历久弥新：党建引领网格治理下，当地形成了以乡镇党委为核心、乡镇政府主导、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的“一核多元”乡村治理新格局。这个“N”空间很大，藤蔓伸得越远，力量越足，治理的底座自然越扎实。

　　最近，30名专家教授就被枫桥镇聘为导师，将村社网格员、民警、人民调解员等培养成心理疾患摸排骨干，总共102人，心理志愿服务平台由此应运而生。老百姓有需求，可随时随地获取心理疏导服务，各种心理问题与隐患也能被更及时发现和干预，从而减少矛盾纠纷。

　　记者发现，像这样的治理协奏曲在浙江已入佳境。桐乡市引入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形成“五社联动”，实现了镇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全覆盖；三门县推出了“三门湾公益谷”，孵化出12家公益性社会组织，参与群众与受益群众同步增长。

　　矛盾层出不穷，治理千头万绪，纵使有一个精细化的网络体系，有一支来之能战的队伍，如何提升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浙江抓住数字化改革契机，加快推进数字化在网格的深度落地应用，通过治理网与数字网的耦合，赋予更强大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预警研判能力。

　　省级层面，浙江对各类落到网格的数字化应用加强整合，依托红色根脉强基工程应用，打造党建统领网格智治场景，开发建设组团包联、战时集结等功能，一键调度各方资源力量下沉网格开展治理服务。自上而下的路径设计，避免各搞烟囱、重复建设，确保高效协同。

　　与此同时，浙江鼓励基层创新，因地制宜、细化跑道。桐乡就对数字化手段赋能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有益探索。据了解，该市一网集成涉农应用，将村社73个日常使用的信息化整合为一，再一键归集各类涉村报表，将200多张报表实现“一表通”，并重塑了百姓议事、乡贤参事、公约评事等线上议事协商流程。

　　以在线法律服务为例，桐乡上线了478名法律工作者和法律顾问，一般纠纷调处从6小时缩短至最快半小时，已为7569名当事人协调处理2000余起矛盾纠纷，诉前化解率达83.3%。问题解决得快不快，好不好等，最终形成“四治积分指数”，作为村社享受政策、项目、资金等主要依据。

　　记者发现，像这样的个性化实践在浙江蔚然成风：宁波市江北区针对农村集体经济推出“智管家”系统，资产有哪些，位置在哪里，经营怎么样，扫取村口张贴栏里的“公开码”便一览无余；海宁市首创“遗产继承一件事”数字化应用，减少群众跑腿26万余次；三门县推广“救助码”，可主动发现甄别、分类推送帮扶、事中事后跟踪反馈；嘉兴市搭建“网格连心、组团服务”数字平台，生成户情档案200多万份，推动“房-户-人”精准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