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观察：舆情反转与良性网络舆论生态的塑造

　　舆情反转现象频现网络，一方面反映了网络情绪的躁动，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当前网络舆论场的复杂多变。建设良性的网络舆论生态，不能忽视对舆情反转现象的治理。

　　舆情反转现象频现网络

　　关于舆情反转，百度百科检索的结果是，“事件发展初期和后期舆情表达的不一致或逐渐呈现逆向转化态势，甚至主流舆论或多数派意见与情绪也出现完全相反的逆转，即网络群体的舆情表达游走于不同的舆论漩涡中，主流舆论或多数派意见数次向不同方向的倾斜，使得舆情表达最终发生反转”。对这一概念的描述，出现于2010年河北大学硕士毕业生殷婷的硕士学位论文《网络舆情逆转研究——以网络公共事件“范跑跑”为例》中。

 

　　2015年，多个舆情反转事件在网络舆论场先后上演，不少媒体注意到这一现象，并进行相应报道。2015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梳理出了这一年的舆情反转典型事件，并对相关事件进行了分析。在中国知网，对“文献”这一类别，含有“舆情反转”或者“舆情逆转”的情况进行全文高级检索发现，自2015年起，相关文献数量明显增多，该年度达到56篇。2016年以来，截至5月13日，相关文献也高达33篇。

　　从2016年的情况来看，先是“上海女逃离江西”、“城里媳妇掀桌子”、“村妇组团约炮”等，接着是哈尔滨天价鱼事件、河南“抹香香”事件，然后是近日的“右肾丢失”等热门话题。舆情反转现象接连上演，已成为网民普遍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话题。

　　舆情反转本质上是信息的不对称

　　纵观一系列舆情反转事件，其中一个共同特征是，与事件本身有关的信息的增加或者改变，导致了舆情的反转。因此，舆情反转实质上是事实反转，是网络舆论场中信息不对称的一种体现。

　　当事人虚构或者隐瞒部分关键信息，是导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原因之一。2015年2月，两名儿童在河南省清丰县一处湖边落水，大学生孟某跳湖施救溺亡。“被救女童母亲否认孟某是因救人身亡”，成为“大学生救落水儿童身亡”事件舆情反转的关键因素。2015年10月，题为《为救女童女子被狗咬成重伤》的报道一度在舆论场走热，当事人“见义勇为”的义举引发网民点赞。然而，随着当事人男友张某承认“救女童”是编造的，舆论随之反转。

　　新媒体环境下，虚构事实，先入为主的碎片化传播，也容易导致信息不对称。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兴起，极大地拓展了普通网民的表达途径，满足了普通网民的表达意愿。然而，由于碎片化的传播以及网民兴趣点的差别，一些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变形、走样，甚至背离原有信息。2015年5月，随着“女司机被暴打”视频在网络疯转，网民曾“一边倒”谴责男司机。然而，“女司机曾两次突然变道险酿事故”的记录仪视频的出现，女司机“马路杀手”的形象则再次被网民强化。今年春节期间的“上海女逃离江西”等热门话题的发酵并反转，也和虚构事实有关。

　　媒体倾向性报道和传播，也是诱发舆情反转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在多起涉医患纠纷的报道中，媒体的倾向性报道备受舆论诟病。2014年8月，有媒体(含网站)在报道和传播湘潭妇幼保健院产妇死亡事件时，“赤身裸体、口吐鲜血”等词语，“产妇死在手术台，医生护士全失踪！”等标题设计的倾向性表达，迅速引发了广大网络关注，并激起民愤。然而，当卫生部门和医学专家发声之后，舆论又转向“同情医院，痛恨家属”，并对媒体(含网站)的倾向性报道和传播进行反思。2015年12月，有媒体在报道杭州二中女生被哈佛大学提前录取时，忽略“女孩实为美国国籍，家庭背景不凡……”等因素，并添加“女孩家境一般，父母是小软件工程师”等不实内容将其塑造为励志典型，也是媒体倾向性报道引发舆情反转的典型案例。

　　舆情反转事件背后的网民焦虑

　　从舆情传播的角度看，舆情反转包含两层基本意思：一是引发舆论关注，形成舆情事件；二是由于新事实的补充，舆论态度发生转向。“反转”的结果无疑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反转之前网民的“热切聚焦”同样值得关注。

　　互联网时代，碎片化的阅读氛围和网民的脸谱化认知构成了舆情反转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外部因素。一个舆情话题的走热，在很大程度上是“迎合”网络情绪的结果，舆情反转事件也不例外。一个舆情话题被打造的越是具有公共属性，其当事人的个人诉求与群体诉求越是接近或一致，其网络吸睛能力也就越高。因此，尽管对核心事实的裁剪与遮掩导致了后期的反转，但前期的舆情发酵仍然可以说是网民态度和意见的真实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少网民的情绪和观点。

　　网络舆论场，不少舆情反转事件涉及网民长期关注的热点话题，并且网民对这些热点话题都形成了“标签化”印象。比如，医患关系、社会公德、性别暴力、警(官)民关系等。这些话题承载着社会转型期的多领域、多层次矛盾，成为网民吐槽现实、参与公共话题讨论的重要支点。某一个舆情反转事件走热时，同类的事件早已在舆论场经历了多次。除了主角外，场景、画面、矛盾点等几乎都大同小异，不但网民对此并不陌生，很多媒体也对此了如指掌(所以才有驾轻就熟的报道)。这种带有共性的症结问题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网民通过吐槽刷存在感的现象，就难以避免。舆情反转，反转的只不过是情绪，并不必然意味着问题的解决。

　　舆情不仅表现在一个个具体事件中，还会通过这些事件汇成一个抽象的、超越具体事件的“主流意见”。换言之，即便一则报道存在瑕疵甚至失真的情况，但这一话题仍然可以成为网民吐槽的载体。今年春节期间，“上海女逃离江西”、“城里媳妇掀桌子”等话题，后来虽被有关部门证实为假新闻，但该话题指向的城乡差距等问题，却击中社会的心弦，进而引发广泛讨论。

　　而舆情反转前期的热度发酵，既是网民个体焦虑的结果，又反过来强化了网民的焦虑。只有反转之后，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消解网民的焦虑。

　　良性的网络舆论生态建设

　　从网络舆论治理的角度看，舆情反转现象频发是舆论场复杂多变的体现。舆情反转事件本身具有释放网络情绪的一面，但这种反转的结局也对网络民意构成了伤害，不利于良性的网络舆论生态建设。治理舆情反转，应该多管齐下、协同发力。

　　信息的开放是治理舆情反转的关键所在。舆情反转本质上是信息不对称。消除信息不对称，有赖于培养开放、理性的信息对冲机制。舆情反转频发被认为是“社会舆论有能力自我‘纠偏’”的佐证，“有利于舆论场的理性养成”，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网络舆论具有对冲特性。回到舆情反转事件本身，如果核心信息能够在舆情炒热之前就被充分揭示和报道，网络情绪就不会被滥用，反转也就不可能。

　　媒体的责任和专业，是建设良性的网络舆论生态的重要力量。自媒体的发达方便了普罗大众的表达，媒体的责任和专业也由此显得更加重要。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场自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的公信力比拼”。一个良性的网络舆论生态，应该是媒体专业报道与网民个性化表达相得益彰的局面。相对于网民的情绪化、感性化，媒体的报道不应该停仅仅留在这一层面，而是要通过破解事件反映核心问题来回应网民呼声。换言之，面对躁动的网络情绪，媒体应该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专业素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张志安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破解舆情反转，媒体需要行业共识和制度性约束，建立和严格履行行业内规范。

　　还应该看到，引导舆情热点，解决现实问题既是难点，也是关键点。近日，“右肾丢失”的话题再次引发对舆情反转现象的反思。尽管这一事件已经“反转”，当事人以及媒体甚至被起诉。从技术层面，这些举措或许有助于缓解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和网民的不安全感。但是，也要看到，影响医患关系的现实因素并没有消失。5月11日，新安晚报所属报业集团旗下网站中安在线网络评论栏目“宛新平”发文对广大网民批评媒体鸣不平。文章称，“刘永伟讨要了大半年的说法，在媒体的关注下，一个星期就得到了”。“如果相关调查部门及时给了患者一个说法，怎么还会有患者‘找肾无门’，求告媒体的事？”

　　实际上，推动现实问题解决，既是舆情的内在目标，也是疏导舆情压力、缓和网络戾气的关键所在。舆情治理，出发点和归宿点都要回归线下的具体问题。建设良性的网络舆论生态，要把线上情绪引导与线下问题解决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