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未来社区的“三体”实践

　　浙江在线8月21日讯（记者 陈佳莹 通讯员 蔡卡特）“未来社区”，自今年首次写入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后，就引发了各界的无限憧憬。

　　社区，在社会学研究的视野里，是构成城市生活的基本单位。然而随着社会变迁，居民构成日趋多样，社区活动和共同话题随之逐渐缺失，社区人际环境正在变得陌生。

　　如何激活社区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年，加拿大，新加坡，欧洲各国包括我国，纷纷开始通过各种方式焕发社区活力。而在破解“社区困境”方面，新加坡可谓是公认的优等生。去年8月，浙江省政府代表团曾到访新加坡，提出要认真学习“把小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把有限资源运用到极致”等集约节约理念，充分借鉴新加坡花园城市、产城一体化、智慧国家、国际贸易平台和“单一窗口”建设。随着浙江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全面启动，新加坡更成为了浙江人“取经”的重要一站。

　　新加坡的社区长什么样？他们如何构建社区场景、激发社区活力？浙江的未来社区建设能从中借鉴些什么？近日，记者跟随中国新闻工作者采访团到新加坡一探究竟。

　　社区生命体

　　功能不断升级

　　不求新、不求高大上，注重在现有条件下不断升级

　　一到新加坡，新加坡浙商总会秘书长方剑刚就告诉记者，过段时间浙江“未来社区”项目相关负责人以及各个试点的负责人就要来交流学习。

　　学者简·雅各布斯曾在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里，表达了对城市社区活力减退的观察：“中等收入住宅区死气沉沉，兵营一般封闭，毫无城市生活的生气和活力可言……”

　　在新加坡，社区是颇具活力的一个社会单元。寻找活力所在，就不得不提新加坡政府公共住屋（简称组屋）计划。在新加坡，满足年龄、收入等条件的新加坡公民可向建屋发展局购买远低于市场价的组屋，目前，80%以上的新加坡人居住在由政府提供的组屋里。这些组屋的一层全部被设计为商铺和活动区域，组屋区没有围墙，区内公共设施由全民共享。

　　为了一探究竟，记者跟随新加坡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来到新加坡大巴窑市镇。苍翠如盖的雨树、整洁通畅的街道、热闹的小贩中心、高耸的住宅楼……这是一个根据邻区规划概念开发的典型市镇，市镇中心周边环绕着各个邻区，每个邻区都设有一个邻近居民的邻里中心，提供从“油盐酱醋茶”到“衣食住行闲”等各项服务。

　　“你看，前面那几幢矮一些的组屋，大概是50年前建的。”“50年？”看着眼前10层楼高、外墙粉刷一新的楼房，记者满是诧异。“看不出来？”徐芳达笑着说，“那是因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有租屋翻新和邻区更新计划。”绕到这幢住宅背后，记者发现，这里有一部分向外延伸加盖的建筑。“50年前的户型设计和现在的需求不一样，我们在调研居民需求后，为他们翻新加盖了一些居住空间。”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老旧小区更新改造惠民工程，而浙江正在推行的未来社区，也把改造更新主体锁定在了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老旧小区。听完徐芳达的介绍，记者对新加坡小区的“新陈代谢”产生了兴趣。

　　在大巴窑一个重建中的组屋区前，徐芳达告诉记者，对于一些坐落在具有高度重新发展潜能土地上的老旧组屋，在寻找到合适地段，且政府有足够资源的前提下，新加坡建屋局会在征求居民意见后，整体重建全新的组屋。原先的居民可以选择集体搬入新组屋，以继续保持维系多年的社群关系，同时，新建后开辟出的新空间也能让更多年轻家庭入住，为旧组屋区注入新的活力。

　　方便居民出入的“电梯翻新计划”，为解决老旧组屋维修问题而设的“家居改进计划”，更新老旧组屋的“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通过这些计划，新加坡的老旧社区完成了一轮又一轮的“新陈代谢”。

　　除了住房更新，要让一个社区拥有持续的生命力，更需在与居民的互动中不断升级社区功能。

　　为了将下水道、沟渠、水库改造成美丽清洁的溪流湖泊，与邻近的土地成为一体，以创造出充满活力的社区公共空间，新加坡正在推行“活跃、美丽、干净水源”计划（简称ABC水源计划）。一条条穿社区而过的河流，将难以与人亲近的混凝土河道改造成为与绿草、溪石融为一体的亲水景观。“我们希望人人都与河道亲近，享受了干净水源带来的美好，自然会自发地保护水源，这就使得居民成为了利益相关者。”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副司长林定龙说。

　　“浙江的‘未来社区’提出构建未来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低碳、服务和治理等九大场景，在新加坡的社区中记者发现，这些场景正通过互相融合得以实现。”在中国美院国际联合学院院长、浙江省未来社区课题组成员俞坚看来，九大场景不是割裂地设置在社区各个角落的，彼此互相成就才是一个健康的良性循环社区。“正如通过ABC水源计划就实现了邻里、建筑、低碳、服务等多个场景的交互。”

　　在走访中记者感受到，新加坡的社区追求的并非是“高大上”和面面俱到，这里的社区是会呼吸的，是人本化的，有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生活共同体

　　宜居宜游宜业

　　从人的感受和生活需求出发，布局硬件设施和配套

　　“我来新加坡两年了，工作的大厦直通地铁站，到了住处之后，地铁站也能直通到住宅楼，要到购物中心也能通过地铁直达，所以这两年我对新加坡地面上的变化反倒不太了解了。”浙江省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处首席代表张汉东笑言。张汉东所描述的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TOD模式），正是土地资源紧缺的新加坡探索出的特色模式。

　　有意思的是，记者在萧山区的瓜沥七彩小镇也见到了同样的场景。这个入选浙江“未来社区”首批试点的社区，也是引入了新加坡TOD模式。“我们团队创始人2007年以来就在新加坡学习交流，借鉴了新加坡新市镇以及TOD模式邻里中心的规划理念和治理经验。”七彩小镇项目相关负责人齐钊斌说，小镇把整个瓜沥镇公交总站迁进了综合体内部，住宅、购物中心、邻里中心与交通枢纽融为一体，大大便捷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

　　随着浙江“未来社区”建设的加快推进，越来越多的新加坡实践被带到了浙江的社区。在中国浙江中心（新加坡）见到建恒集团董事经理邬瑛时，风尘仆仆的她刚在浙江参加完“未来社区”讨论会回到新加坡。

　　今年的浙新经贸理事会项目签约会上，邬瑛与浙江园林企业签约成立合资企业，共同在未来社区建设中进行垂直绿化设计。在新加坡，几乎每一栋大楼的屋顶和墙面都布满了各类植物。什么样的植物适合浙江未来社区？怎么防台风？怎么灌溉？邬瑛告诉记者，早在去年上半年，他们已经和浙江农林大学团队在临安建起试验基地，目前已经完成了近30种植物的过冬测试，并且通过了抗台风技术测试。

　　“目前浙江还是以绿化率这个概念为主，而新加坡则不仅有绿化覆盖率，还强调绿容率。”邬瑛解释道，绿容率意味着并不是种上绿植就够了，而是要提高单位面积上绿地的生物总量和品质。“例如在同一块面积上，底层种上草，中间种上灌木，往上再是乔木。”邬瑛举例说。

　　有硬件的借鉴，更有软件的磨合。在谈到未来社区时，省未来社区课题组牵头人、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城乡建设处处长柴贤龙曾表示，未来社区应该是一个“宜居宜游宜业”的生活共同体和心灵之家，人文价值塑造应该被放在首位，突出人文多样性、包容性和差异性。

　　上城区望江街道始版桥社区，浙江省首批未来社区试点之一，这里的试点申报实施方案由俞坚的团队打造。这两个月以来，俞坚团队在调研和座谈之间不停循环。

　　有一个问题让他颇为困扰。始版桥社区是典型的老旧社区，改造以后，势必会迎来许多新杭州人，该如何在未来社区的前期规划中处理好本地居民和新移民之间的关系？俞坚从新加坡的族群居住政策中获得了灵感。

　　在新加坡，为了促进华人、马来族、印族各族群之间的融合，政府规定每座组屋各族群居民必须达到一定比例，以便于各族群的互相了解和融合，同时，通过共同使用社区公共设施和服务，不同族群居民也有机会产生更多的交流。

　　受此启发，俞坚告诉记者，如今他们计划在保障各自舒适空间的同时更强调融合。一方面，为本地居民设计例如廊桥、理发店等能聚在一起的场所，为新移民设计健身房等带主题的特色空间；另一方面，增加交互空间的设计，例如图书馆，幼托机构，以及遛狗区域这样的空间场景，从而让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的居民也能增加交流的机会，促进邻里和谐。

　　社会综合体

　　资源合理分布

　　解决民生难题，从全面统筹社会政策资源开始

　　“新加坡小区停车难吗？一个车位要卖多少钱？”在国内，小区停车问题是被屡屡吐槽的民生难题。新加坡是如何处理的？据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介绍，组屋区住户每个月花费约80到110新加坡元购买月票停车，社区提供的停车场能够满足居民的停车需求。

　　社区停车难的解决方式真有这么简单？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发现，新加坡解决停车问题不仅仅靠修建停车场和月票制度来实现。

　　2018年数据显示，新加坡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615人，超过6553人的香港，也远超被堵车困扰的北京。可到了新加坡会发现，这里很少见到堵车的场景。一位新加坡政府部门负责人曾告诉记者，在新加坡，等到第二个红绿灯还没通过路口就算堵车了。

　　“新加坡通过高价的拥车证和电子道路收费（ERP）系统来控制汽车保有量和汽车上路。”一位在新加坡的浙商告诉记者，新加坡政府会根据当年的汽车保有量来决定当年拥车证的价格，几年前，他花费了30万元购买了拥车证，这几乎等于一辆中档轿车的购车费用，且拥车证并非永久有效。“新加坡在公路上设置了ERP系统装置，在不同时段开过这些道路会被收取不同的费用，倒逼人们尽量选择公共出行或错峰出行。”正是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新加坡严格控制了汽车保有量，也正因为如此，社区的停车问题在可控范围内。

　　“从停车的例子可以发现，新加坡的社区是交通、教育、养老等种种社会政策设计之下呈现的终端场景。”俞坚告诉记者，当前，他们也在建议，在为运用TOD模式建设的综合体设计停车场时，相对减少停车位，以逐步倒逼人们公交出行。

　　与停车难问题类似，在浙江，是否是学区房已经成为一个社区是否受欢迎的关键因素之一。学区房的问题在新加坡突出吗？

　　浙商杨牧在新加坡参与开办了4家幼儿园和2家学生托管中心，他告诉记者，在新加坡，学区房概念不像国内这么热。新加坡学校的生源选择，首先看小朋友的兄弟姐妹和父母是不是这个学校的校友，第二轮再看父母在学校和社会上做义工的情况，随后才是参照居住社区离学校的远近，即学区房的概念。

　　“相比这些，治理场景的实现也是一个难题。”俞坚告诉记者，一般小区，有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等主体，该如何设计一种新的架构来协调这些主体的治理和管理职能？“例如我们正在设计规划的始版桥社区，里头还涉及到了一些办公楼建筑，以及望江科技城管委会，在这种情况下又应该如何协调社区管理，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俞坚说。

　　由此可见，一些在新加坡社区实现的交通、教育、治理场景，如若想借鉴到浙江“未来社区”建设之中，涉及到的是整座城市的政策资源协调。

　　面向未来的社区建设，新加坡和浙江也有许多需要共同面对的未来课题。当前，新加坡建屋局推出了智慧市镇框架，而在浙江未来社区的三维价值坐标中，数字化也是重要一环。“浙江的优势在于智能化、数字化的技术层面，新加坡则强于规划设计，相信双方可以强强联合。”张汉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