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灰色产业链：30元就可“拜师”学全套流程

　　职业打假专事索赔

　　肆意挤占执法资源

　　对于职业打假人的专事索赔，监管部门同样感受深刻。

　　在职业打假人的“办事规程”中，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是重要一环，由此造成相关部门接收的投诉举报数量大幅增长。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收到职业索赔投诉举报共76000多件，2018年上升至176000多件；2019年上半年，在深圳市场监管部门与多个执法、司法机关的合作打击下，职业索偿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遏制，数量有所回落，但仍有28000多件。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稽查局五级执法员方灿宇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说，尽管职业索赔投诉举报的数量十分庞大，但真正涉及到产品质量问题、有价值的线索，不足万分之二。职业索赔群体为牟取非法利益，往往大规模对商家进行恶意投诉与威胁；大部分的执法资源被用于处理职业索赔举报及其后续的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和诉讼、纪检监察等，造成执法资源被不正当挤占。

　　结合近10年的一线工作经验，方灿宇说，目前职业索赔人主要有两种盈利模式：一种是传统的职业索赔，通过实地购买商品，留下购物小票，有的甚至拍摄购物图像、视频，通过消法、食品安全法赋予的求偿权进行民事求偿。他们主要集中在居住地附近活动，通常采用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加投诉要求商家赔偿的模式，若无效，有的还会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求偿，并对市场监管部门提起复议诉讼。

　　另一种则是线上职业索赔，主要利用电商平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以广告领域为最甚，大部分职业索赔人实质上并未购买商品，而是拍下广告违法页面后，在网络平台付款后截图取证，直接取消交易，进而冒充消费者，以举报违法相要挟获取利益。

　　“行政机关处理投诉举报是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规范经济秩序。无论是标签问题，还是极限词问题，如果没有对消费者造成误解，则属于轻微违法，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可以不予处罚。”方灿宇说。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已有多地出台类似规定。例如，今年8月，安徽省芜湖市市场监管局出台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免罚清单，首批梳理了不予处罚的50项轻微违法行为，涵盖广告监管、证照监管、产品质量监管、食品安全监管等多个领域。

　　一位不愿具名的某地市场监管局消保处负责人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职业打假本应该帮助政府部门净化市场环境，当好‘啄木鸟’,但现在大量职业索赔者完全是为了自己牟利，根本不管市场环境是否净化，不是为了解决问题。”

　　“保守估计，基层市场监管人员一年有一半的精力用来处理职业索赔投诉，职业索赔所耗费的资源是一般正常投诉的4倍至5倍，公共资源被少数团伙恣意挥霍，反而让真正影响到消费者和市场经营秩序的问题无法得到处理。”上述负责人介绍说，“此外，职业索赔中还有大量大学生参与，这比浪费行政资源更可怕，不劳而获的想法腐蚀了太多人。”

　　职业索赔应受规制

　　依法打击敲诈勒索

　　随着职业索赔的危害性日渐显现，规制职业索赔已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依法打击以打假为名进行的敲诈勒索行为。

　　在公安机关方面，近年来，多地公安以扫黑除恶为名重拳打击职业索赔犯罪团伙，捣毁多个黑恶团伙。

　　在司法方面，最高法2017年5月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中称，“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或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浪费司法资源，我们不支持这种以恶惩恶，饮鸩止渴的治理模式。”

　　在市场监管方面，目前上海、东莞、杭州等地已率先发文，明确打击恶意索赔。以上海发布的《关于有效应对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行为维护营商环境的指导意见》为例，提出建立职业索赔异常名录，同时建立应对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行为的跨部门协作机制和相关联席会议，加强行刑衔接。

　　采访中，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程春华法官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我们处理的个案并非全部不支持职业打假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并结合当前实际情况来看，职业打假人有一定的存在价值，针对职业打假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我们的职责是怎样去规范他们，防止出现借打假名义进行恶意投诉、敲诈勒索的乱象。”

　　程春华说，结合当下种种争议可以看出，职业打假不应该是什么人都可以用来谋生或赚钱的行业。针对职业打假，今后应形成一些标准和程序，让职业打假人真正实现职业化，对他们给予一定的规范引导，让其打假更加专业有成效，依法有序进行，从而发挥积极的净化市场的作用。

　　“毫无疑问，我们要严厉打击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但对销售商品仅存在一些瑕疵问题的企业，也不能无原则重复打击，要根据企业违法主观恶意程度、危害消费者权益的程度、企业大小及违法获利等特点，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适当的处罚。这样才能有效减少企业经营者对职业打假人的抵触心理，共同优化营商环境。”程春华说。

　　高艳东认为，职业索赔现象需要民刑对接，共同规制。“民法上填补职业索赔人可能钻的法律漏洞，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应当有所调整，将质量合格仅存在形式瑕疵的商品排除在惩罚性赔偿之外，限制其单纯打标签、打极限词等牟利行为，将其引导到真正打击不合格产品的方向上。在刑法层面，以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等制裁涉案金额大、社会危害严重的职业索赔人，树立法律红线。”

　　“打假不能成为‘假打’,规制职业索赔群体，明确正当维权与敲诈勒索的行为边界，才能强化消费维权，优化消费环境。”高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