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浙江谋“三借”

　　过去，为实现乡村稳定，许多地方更多强调属地管理，全能政府的色彩较为浓重。新时代里，中央提出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全面转型。相比城市，乡村基础薄弱、环境复杂，对此，不少地区存有疑虑：乡村治理就像个大箩筐，啥都能往里装，看似载体到处有，可真正有效的抓手在哪里？

　　一直以来，浙江农民收入领跑全国，农村经济风生水起，如何解决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众多新问题？记者采访发现，浙江通过借贤，让新乡贤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再通过借势，让“枫桥经验”“后陈经验”“两山论断”等历久弥新，发挥更大价值，最后通过借网，运用信息技术完善基层治理的数字革新，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在前期实践中，“三借”已开始凸显成效。

　　借贤：新乡贤渐成主角

　　G20杭州峰会指定用茶“缙云黄茶”，来自三溪；村里所产的矿泉水，入驻美国芝加哥航空头等舱；几年间，“丽水市最美乡村”“浙江十大美丽乡村”“全国民主法治村”等一连串荣誉接踵而至……一无耕地、二无特色产业、三无财政拨款的三溪村，“逆袭”成了缙云县的明星村。

　　要问有啥奥秘？三溪村党委书记吴明军答：全靠党建，不等不靠，仰仗乡贤。三溪四面环山，过去为求生存，许多村民外出打工，吴明军也是其中之一。从事建材生意的他，年入百万，正当事业风生水起，却回乡当起了村书记。

　　吴明军深知“走出去”的乡贤个个都是能人，于是抓牢这支队伍不放，专门成立了乡村文明促进会，不仅筹资，还筹智、筹服务、筹治理，将乡贤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他带领下，许多乡贤投身家乡建设：7位一同长大的姐妹相约在村里义务种植玉兰花，有了“玉兰七姐妹”之称；在上海经营服装生意的吴耀东，被聘为乡贤调解员后，经常自掏路费回村调解。

　　在丽水，只要品行好、有声望、有影响、有能力，又热衷公益事业、热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管是本地人士，还是新丽水人，一概被视作“新乡贤”。2018年5月，市委专门出台工作意见，要求各地组建各种载体，让更多新乡贤参与社会治理、引领乡风文明等。

　　嘉兴下辖的桐乡市，早在2013年，就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为手段，开展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当时，高桥街道的越丰村一马当先，相继成立道德评判团、法律服务团、百事服务团三个平台，并发展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两个载体，探索“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良好社会治理格局。

　　在这些平台和载体中，既有常住村民，也有党员代表、村民代表、道德模范代表等，还有老干部、复退军人、企业家、教育科研人员等，大家发挥自身优势，各尽其能。

　　桐乡的做法很快被推广至全省各地。如今，“乡贤文化”在浙江蔚然成风，新乡贤这支不领薪水的编外队伍，往往源于群众，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群众威望，对政策法规和群众呼声两头吃透，处理事情既合情又合法，使大量发展中的棘手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成了乡村治理的新主角。

　　借势：“老经验”历久弥新

　　“这么多年来，就没有发生过一起上访事件，矛盾不出村，早早就地化解。”说起这事，骆根土满脸自豪，“在咱们村，有法可循的依法办，无法可循的，就由村民商量干。”

　　骆根土是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的村委会主任。在全镇，所有村、社区都建立了自己的村规民约，事情一起干，好坏大家议。大伙遇到问题、发生纠纷，不是先急着投诉、举报、上法院，而是找到杨光照的“老杨调解中心”评评理。

　　自2010年以来，该中心累计调解矛盾纠纷1700余起，群众百分百满意。

　　上世纪60年代初，依靠发动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盾不上交，实现了“捕人少，治安好”，“枫桥经验”由此诞生。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枫桥经验”并未褪色，反而内涵更为丰富：正从过去单纯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治安稳定，拓展到防范化解各领域的安全风险，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平安和谐的重要法宝。

　　同样历久弥新，还有来自武义县的“后陈经验”。2004年6月18日，后陈村建立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此后，这项“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15年来，“后陈经验”蕴含的改革火种成燎原之势，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后陈也一直保持着村干部“零违纪”、村民上访“零记录”、工程“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的记录，村集体经济增长了41倍，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两番。

　　在浙江乡村，不是就治理谈治理，而是与经济发展充分结合、相辅相成。一方面，村庄善治为产业兴旺提供优良环境，另一方面，钱袋子鼓了以后，又倒逼治理能力的提升。在这方面，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安吉县的“余村经验”。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余村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余村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依托土地、矿山、竹林等集体资产，村里成立“两山”旅游公司，集体经济收入和村民人均收入分别由2005年的91万元、8732元，增加到2017年的410万元、41358元。

　　村庄富裕后，余村为村民提供普惠的托底公共服务，实现劳动就业、卫生服务、养老保险等13项公共服务全覆盖。如今，大到项目建设资金支出凭证，小到购买办公用品原始票据，村民在家里通过电视机就可随时查看，但凡遇到重大决策，村里也有一套广泛参与的民主制度。

　　借网：提高治理效率

　　龙游县东华街道的张王村，曾是个远近闻名的“上访村”，但2018年竟一举摘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三年内，从未发生过一起上访事件。说到这事，还得归功于村党支部书记袁平华。为了化解矛盾，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外村人”，专门设计出一个信息管理平台。

　　袁平华有着多年的协警经历，调解矛盾自有一套，但自从被选为党支部书记后，他就发现，之所以干群关系会紧张，主要症结还在于村里的财务、事务不够公开。能不能把这些都搬到网上？袁平华把设想告诉了一位做编程的朋友。

　　没想到，这一设想还真成了现实。3个月后，张王村的村级事务信息管理平台正式上线，袁平华将其取名“村情通”。这下好了，民政、妇联、残联、团委等各条线的扶助项目都上了平台，村民可用手机在线申请，谁家有补贴，谁家没补贴，一目了然。

　　张王村的做法很快引起了县里的高度重视。2017年开始，龙游向全县推广“龙游通”，形成党建、平安、管理、服务、信用等五大体系，覆盖全县262个建制村，农村群众关注超过20万人，占全县农村人口七成多。

　　“村情通”之所以能够从草根创新，一跃成为便民“神器”，根本原因还在于顺应新时代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鲜明导向，这也符合浙江所大力推行的基层治理体系“四个平台”建设要求。

　　2016年底，为了让更多资源向乡镇倾斜、向村级延伸，使职权、力量等围着问题转、贴牢一线干，浙江对乡镇（街道）和部门派驻机构承担的职能相近、职责交叉和协作密切的日常管理服务事务进行整合，形成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4个功能性工作平台，并将这项工作纳入“最多跑一次”改革整体推进，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让百姓办事更方便。

　　与此同时，浙江又整合优化原有网格，通过嫁接信息技术手段，接入平安建设信息系统网、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和综治视联网等，让这些网充当数据库、瞭望台和调度室，大大缩短了信息收集上报和任务指令下达的时间，使得每个事件都能实现可跟踪、可督办、可追责。

　　记者了解到，目前，浙江正继续加快推进数据共享应用，实现从“最多跑一次”到“一次都不跑”，打造面向未来的“智慧政府”。根据省委、省政府制订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计划，今后五年内，浙江还将打造一万个善治示范村，推动“三治融合”模式向纵深发展，变“盆景”为“风景”，聚“风景”为“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