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不必在我 福祉留于百姓——记敢于担当、积极作为的义乌老干部谢高华

耄耋之年的谢高华依然爱好学习。 龚献明 摄

　　浙江在线1月11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吕玥 通讯员 朱瑾）对于老书记谢高华，义乌人一直怀有一种特殊的情结。

　　2017年10月19日，当得知谢老受邀来参加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时，数百名义乌商人自发组织了车队候在高速路口，欢迎老人“回家”。从1995年义乌第一年举办小商品博览会算起，群众这样自发的迎接已持续整整23年。

　　一位已经离开义乌工作33年、当年任职也仅有2年零8个月的领导干部，为何能让当地群众如此深深感激、久久牵挂？

　　他冲破藩篱、开拓创新

　　开放第一代小商品市场

　　义乌今天能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离不开谢高华当年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果断决策开放第一代小商品市场。义乌人铭记谢高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感念他那种一心为民、冲破层层藩篱、敢于改革创新的勇气和魄力。

　　谢高华很瘦，烟不离手。

　　很多人不知道，上世纪70年代，谢高华在原衢县工作时，曾因胃部大出血被切除三分之二的胃，之后一直少食多烟。而接到前往义乌工作的调令时，已经51岁的他身体状况并不太好。不过谢高华没有推诿，当场表态：服从省委决定。

　　当年赴任义乌，可不是什么好差事。那时义乌经济落后，主城区仅2.8平方公里，当地人以“县城一条街，一个高音喇叭响全城”自嘲。1982年4月，刚来任职的谢高华通过对机关大院的印象，直观地体会到了义乌的一穷二白：“机关里有三个‘大’，一个吃饭排队等的大食堂，一个桌椅破败的大会堂，再加一个对着宿舍窗户的露天大茅坑。”

　　义乌人穷，穷在人多地少田又薄。为提高粮食产量，农村有鸡毛肥田的习惯，农民常在冬春农闲季节走村串巷“敲糖换毛”；为了多点收益，糖担里添了些日用小商品，当时的廿三里镇和稠城镇渐渐地形成了小商品贸易点。

　　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可国家对能不能搞自由市场还没有出台明确的政策，农民经营仍被视为“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部门一如既往对此采取一禁、二堵的简单做法。

　　谢高华开始频频遭遇群众来访，最有名的莫过于农妇冯爱倩的“堵门”讨说法。后来说起当时有关部门不让群众摆摊，谢高华觉得主要还是许多干部思想上有顾虑，放不开手。但几次三番调研下来，他越来越觉得搞活市场符合中央发展商品经济精神，政府需要顺应民意，给市场松绑。由此，谢高华决定拍板开放政府主导的小商品市场。

　　1982年9月5日，是义乌群众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位于城区的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宣布开放，大家奔走相告。有关部门还投资9000元在旧城中心的湖清门，沿街露天铺设700个水泥板摊位，这是义乌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在当时铁桶般的计划经济藩篱中开了一个重要口子。

　　不过市场的发展壮大，仍需要不断突破压力和思想禁锢。当时有干部当面向谢高华抱怨：农民都去做生意了，农业生产组织不起来，这个情况已经成为各个部门头疼的一个“包袱”了。对此，谢高华在县委常委会上明确表态：“敲糖换鸡毛解决了几万人就业，我看这就是优势，要想办法发挥，不能把搞活的经济又搞得死死的。”

　　义乌商人何海美至今仍记得，在当年举行的一次全县大会上，谢高华明确表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对农民经商表示坚决支持。在四周雷鸣般的掌声中，原本已经打算放弃经商的何海美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忆起曾经曲折，谢高华坦言，当时一心干事，“只想着对老百姓有益就好，要打破条条框框，我们干部自己的得失又有什么关系？”

　　正是在谢高华的力挺力推之下，义乌县委、县政府后来发出通告，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放开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1984年，谢高华又大胆提出了“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农业小县义乌因此弯道超车，逐步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1982年6月，时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中）和同事们在县委常委会议上探讨开放稠城镇小百货市场。

　　他敢于试错、勇于担当

　　屡受压力仍不改初心

　　谢高华在金衢两地担任领导干部时作的很多决定，现在回过头看都承担着很大风险，但他并未因此退缩回避。改革创新是不断“试错”的过程，今天我们的改革同样呼唤这样的责任担当，看准了的事情，就要拿出政治勇气，坚定不移地干。

　　时光回到30余年前的一个上午，刚到义乌工作不久的谢高华在一次县委常委会议上，说了一段别有意味的开场白，袒露了自己的为官立场。他说：“新的班子很好，常委都比我强，都很年轻，学历也比我高。”随后话锋一转，提到自己也有一个优点，那就是“犯过的错比你们多”。

　　这是谢高华经历的真实人生，也是他勇于担当的生动写照。

　　早在担任衢县县委书记时，他就因“助长高价买卖橘子”而挨过批评。当时国家对橘子实行统购统销，衢县一年只产8万担橘子，却要统购上交6万担。“农民统购上交的任务重，特别是航埠这个老橘区，由于收入低，有的农民还上街要饭了，这个样子怎么行！”谢高华经过深思熟虑，在一次会议上大胆提议：“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农民多余的自留橘，哪里价格高就卖到哪里去……”这么一来，外地人纷纷来衢县收购橘子，农民收入多了，但也导致当年国家定购的6万担橘子任务没有完成。

　　这下子，谢高华挨批了。1981年1月的一期《人民日报》二版刊发了文章，把谢高华作为“破坏国家计划搞市场自由化”的反面典型。后来记者再赴航埠采访农户时发现，“县里这样的做法，让农民增加了收入，种橘积极性也更高了。”于是这位记者又发了一篇稿子，衢县的做法得到了肯定和表扬。

　　评价谢高华当年的“出格”行为，有干部用了两个词语：敢想敢试，敢做敢当。而在谢高华看来，只要符合中央的大方向，有利于发展、有益于群众，任何事都值得去做。

　　这样的初衷也促成他在义乌工作期间继续锐意改革、大胆实践，当年的“税改风波”就是一例。义乌小商品市场兴起之初，当地仍实行对工商业改造时的八级累进税，也就是经营得越好，税就越高。但市场里几千个摊位大多是小本经营，且价格随行就市，很难凭税票计税。于是税收干部整天像抓贼一样打击逃税，商贩们也怨声载道。

　　“想增加点税收，却打压了群众经商的积极性”，谢高华在深入调研总结后，支持税务部门试行“定额计征”办法，即对每个摊位设固定的计税额，目标额度之外的营业收入不再计税。这样一来，个体的税收低了，大家觉得有利可图，周边的小商贩们蜂拥而至，1984年义乌税收反而比两年前提高了整整3倍。

　　当时有新华社记者将这一做法以内参形式上报，国家财政部很关注。意见反馈到浙江省委，省财政厅的调查小组到义乌进行实地调查后给出结论：义乌推出的税收办法是可行的，但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对这个评价，谢高华十分高兴。在他看来，这是对义乌小商品市场新税收办法很大的理解和支持。

　　他崇尚实干、积极作为

　　脚踏实地走出了义乌发展新路

　　问起“谢书记穿什么鞋”，当年有很多人都知道谢高华穿的是“大号解放鞋”，正是踩着解放鞋，他走遍义乌大地，“走”出了发展的新路子。新时代新征程，崇尚实干、积极作为仍然是对党员干部不变的要求和期待，唯有踏踏实实、干在实处，才能真正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谢高华的小儿子谢建彪告诉记者，他曾在父亲退休后问过他一个问题：当年到底凭什么作出开放市场的决策？

　　谢高华的回答是：一靠调查，二是吃透了中央的精神原则。

　　底气来自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更要用实实在在的工作去守护捍卫。谢高华曾在多个公开场合强调：“做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封建官吏尚能如此，何况我们共产党的干部！

　　1982年初，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还在义乌小县颇为浓厚，谢高华办公桌上堆满了反映派系问题的来信。“老谢公开说了好几次，这些信他统统都不会看，现在大家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原义乌县委办副主任吴唐生回忆。

2017年12月，谢高华在义乌市七一村党建博览园留影。 龚献明 摄

　　当时全县个体工商户已经发展到4000余户。这么大的队伍到底应该怎么看、怎么管？谢高华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对着全体干部大手一挥：“工作你们先按原来县委的安排去做，我要多听、多看、多向群众学习。”随后，他花了近5个月时间走访了一个个村子，挨家挨户了解情况，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和百姓最真实的想法。

　　谢高华的调查研究有多细？从1982年9月举行的一次县委工作会议上可窥一二。那次会上，他提到某加工作坊的一个情况，说业主带了6个学徒制作工艺品，每刻1只给学徒0.3元，自己留0.1元，一天可刻20只，学徒得6元，业主得2元，业主从6个学徒身上每天获利12元。随后他支起身子问与会人员：“这样做，政策是否允许？方向对不对？有的干部连去都不敢去。我看不要怕，不要着急，我们要取其利去其弊。”

　　事实上，在1979年到1982年期间，全国沿海许多地方都出现过市场萌芽的现象，但在与原有体制的碰撞中，不少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选择了逃避和退缩，使得无数脆弱的萌芽悄然夭折。

　　而在以谢高华为代表的一批义乌干部的勇敢坚持和积极作为下，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摊位从1982年底的700余个增加到1984年的1800余个，为义乌市场后来的辉煌打下了重要基础。

　　他一心为民、兢兢业业

　　不辞辛劳建成“江南红旗渠”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谢高华在担任衢州市乌溪江引水工程总指挥时的倾力付出和后来受到的褒奖充分说明，一个党员干部只要心里装着群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人民群众就会信任他、支持他、记住他。

　　许多去过谢高华家的人都注意到，谢家客厅墙上最显眼的就是谢高华自书的“信仰”二字。

　　在谢高华的子女们看来，父亲的信仰一直朴素。“他做什么事都有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只要对老百姓有利，他都会特别尽心尽力。”谢建彪说。

　　回头看谢高华这一路的经历，他为之操心操劳了20余年的乌溪江引水工程，无疑是特别值得记录的一笔。

　　当时，谢高华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衢州农村历来有两害，一是战乱，二是缺水，现在战乱没有了，但水害还在，“我们怎么能安心？”

　　出生成长在衢州的谢高华，最了解水对衢州当地农业、农民的意义。“1970年我们就想搞乌引水库了。”谢高华回忆，由于受到资金等条件限制，这项已经得到上级部门批准的工程未能及时付诸实施。

　　这个承载了他“当官为民”最朴素理想的工程，虽迟到了近20年，却一直没有被忘记。1985年，谢高华担任了衢州市常务副市长，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乌溪江引水工程（简称乌引工程）建设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一年，谢高华已经54岁，身形消瘦但意气风发。担任工程建设总负责人的他带领一班技术人员，不分昼夜地奔走在乌引工程沿线，对相关情况进行一轮轮论证。

　　工程难度巨大。根据规划，工程在黄坛口水库拦江筑坝，通过83公里渠道，横跨衢州、金华两市五县。其中衢州段53公里渠道，要拦截乌溪江，架过灵山江，跨越10条溪，打穿18座山，并建设30处大型建筑物。

　　在工程建设中，许多建设者吃在田头、住在工棚，工地上时有万人会战的壮观场面，谢高华更是身先士卒，几乎把家安在工地，“他白天经常和干部群众一起坐在泥地里，边吃饭边商谈工作，晚上和我们开会开到12点是常事。”时任衢州市水利局副局长、乌引工程副总指挥的佘治平说。

　　而在谢高华当时的秘书张龙生的记忆中，一双解放鞋、一顶斗笠、一把雨伞、一双套鞋，是自己在办公室里必备的“四大件”。“因为不管大太阳还是下雨天，谢市长随时都会去下工地，我们跟都跟不及。”

　　1989年8月，渠首枢纽工程举行开工典礼。很多人惊讶地看到，谢高华竟然泪光晶莹。这位即将退下一线领导岗位的总指挥对着话筒激动地说：“有生之年，我要同大家一起为工程建设作最后冲刺！退休也要退在工地上！”

　　他没有食言，随后虽因年龄原因，谢高华不再担任衢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可又苦又烦的乌引工程总指挥职务，他放不下。谢高华当时向市委请求，自己对乌引工程有感情，一定要亲手建成它！于是直到1994年8月4日，乌引工程胜利竣工、全线通水，彻底解决了数代金华、衢州两地百姓的干旱困扰，他这才功成身退。

　　在接受采访时，许多衢州干部群众忍不住感慨，没有谢高华的执着努力，这项被后人誉为“江南红旗渠”的乌溪江引水工程肯定做不下来！

　　退休后，谢高华依然闲不住。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在衢州成立执行部，共筹措资金60余万元，帮助了很多农户。一有空闲，他还习惯带着家人，一起跑衢州周边农村继续做他的调查研究，直到去年才因为老伴身体有恙而慢慢减少。

　　在采访中，我们听闻这样一个细节。1984年12月，谢高华离开义乌赴金华担任地委农工部部长时，义乌有人手写了一首七绝相赠：“痛快淋漓写意真，谢公毕竟是能臣。而今携袖清风去，功过随人仔细评。”

　　如今33年过去了，谢高华可以说用一生诠释了一名党员干部忠诚于党、忠诚于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宗旨。在他身上所展现的那种敢于担当、积极作为的精神，令人敬佩，更值得新时代每一名党员干部学习传承！